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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在当代韩国的命运及其传统文化意义
2018-01-05 11:19:43   来源:   评论:0 点击:

  在短短20年时间里,儒教在当代韩国经历了截然相反的命运:亚洲四小龙时期,儒教被作为促进东亚经济高速生长的文化动力受到了极力赞扬,
  在短短20年时间里,儒教在当代韩国经历了截然相反的命运:亚洲“四小龙”时期,儒教被作为促进东亚经济高速生长的文化动力受到了极力赞扬,广为宣扬的“儒教资本主义”模式就是对儒教伦理经济学价值的直接肯定;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却使得儒教在当代韩国正面临着被批判和被抛弃的现实命运。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历史上儒教文化发源地的当代中国,却正在兴起一种与当代韩国批判儒教文化思潮相反的、要求重新研究和评价儒教传统文化的思潮。这种极为有趣的文化现象究竟有着怎样的文化意义和现实意义,正是我们关注当代韩国儒教批判思潮的原因。

韩国儒家文化
  
  本文首先介绍当代韩国批判儒教的思潮,其次介绍当代韩国儒林极力维护儒教传统及其文化价值的概况,最后介绍当代韩国知识分子在儒教文化衰落命运中的精神困惑,目的是为当代中国正在兴起的“国学热”,提供一个传统文化比较研究的实例。
  
  一 金融危机后儒教在当代韩国的被批判与被抛弃
  
  1. 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对儒教价值的现实批判
  
  1997年11月,韩国发生金融危机。其后,韩国开始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即将政府主导下的大财阀垄断经营模式,改革为企业的自主经营;开放金融市场,允许外国资本进入韩国企业,实现贸易自由化。这两方面的改革,由于在根本上触动了韩国儒教社会的传统文化精神而遭到了坚决抵抗:对大财阀垄断经营模式的改革,直接批判了建立在等级制观念基础上的“儒教资本主义”模式,因而首先遭到了大财阀及其政治代言人的反对;允许企业解雇工人的改革规定,则因违背终身雇用制的儒教群体精神而引发了强大的工人罢工浪潮;而开放自己的资本市场,放弃政府对外国资本进入本国市场的强力控制,尤其令儒教社会不能容忍。在他们看来,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丧失,因而惊呼其为“国家危机”。
  
  但是执政的金大中政府没有被这样的思想纷争所困扰,而是对导致危机的政府、银行、财阀之间的关系模式进行了彻底改革:坚持韩国五大财团之间进行业务互换以及并购;成立金融监管委员会;对金融和股票市场实行了自由化的开放政策等。
  
  金大中的经济改革使得韩国在短短两年里就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重新实现了经济发展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它也使得注重个人价值的年轻一代在由改革所引起的文化冲突中,选择了诸如个人主义、法治、自由等西方文化价值观;而那些肩负养家糊口重任的中年一代则在最为现实的生存问题上,开始自觉或者被迫顺应经济改革的发展要求,抛弃传统儒教的价值观念。其后上台的卢武铉政府也在中青年一代的支持下,在坚持经济改革的同时,更加坚定了彻底批判和抛弃儒教传统文化及其价值的决心。正是在现实经济改革的批判下,韩国传统的儒教价值观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所抛弃,甚至连一向作为延续韩国儒教传统文化精神的教育圣地——成均馆大学儒学部也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2. 哲学层次上对传统儒教文化精神的批判
  
  尽管在经济危机发生后,韩国乃至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们对传统儒教的裙带关系所造成的政企勾结、贪污腐败、金融和债务危机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这些批判并未从理论高度上直接触动韩国这个典型的儒教社会的心理。真正令韩国人感到震惊的,是《孔子应该死亡,国家才能生存》一书(注:金京日(音译):《孔子应该死亡,国家才能生存》,海洋出版社,1999。)。在这本书中,从历史到现实,从孔子到朱子,从祖先崇拜到孝道,从国家到男人、女人,从中国、日本的儒教到韩国的儒教,作者几乎对儒教文化做了全方位的批判,而批判的重点则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儒教文化造成了国家崩溃的历史循环。作者认为,儒教文化对(韩国)国家的最大害处,在于儒教文化首先造成了社会崩溃的历史循环,而在解决崩溃危机的时候,又因为儒教文化内部所包含的“向后看”的历史崇拜观,使得儒教国家在发生危机时,陷入了一个道德拯救论的怪圈。作者甚至将这种道德拯救思想比喻成“孔子病毒”而大加批判。
  
  第二,作者认为,之所以会造成儒教社会崩溃的历史循环,是因为孔子和儒教对历史的歪曲。孔子追求的是虚构的、歪曲的价值。为了寻找本质上并不存在的意义,孔子的弟子们陷入了过去的陷阱中,为此而必须歪曲和美化所有的历史事实。这个“过去”指的不是时间上的过去,而是非常危险的、能够决定生命意义的、价值观意义上的“过去”。可悲的是,孔子的弟子不单指文献中所记载的3000名,也包括今天无法摆脱儒教文化气息的所有人们。孔子的几句简单教训却占据了东洋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束缚人们的观念形态。
  
  第三,作者还通过对祭祀、孝道、男尊女卑等儒教伦理的具体批判,揭示了儒教社会的弊端。最后得出结论说,因为孔子、朱子歪曲历史,所以应该死去,惟有如此,国家才能生存。中国和日本已经抛弃了儒教,国家治理得很好,所以韩国也应该抛弃儒教。
  
  在韩国这个典型的儒教社会里,作为儒教文化象征的圣人孔子,受到了如此严厉的批判,的确令人感到震惊。这种批判与孔子及儒教在近代中国所受到的彻底批判有颇多相似之处。在上世纪初中国的“五四”运动中提出的“打倒孔家店”口号,导致了儒教在现代中国的失败命运。因此,当代韩国在批判儒教传统的社会思潮下所提出的“孔子应该死去”的口号,是否也预示着儒教的终结命运呢?这是令当代韩国的儒教文化维护者感到惊心的根本原因。
  
  3. 废除户主制:法律层面上对儒教传统生活方式的批判与抛弃
  
  户主制是现行韩国民法中一项以户主为中心来构成家庭关系的法律制度。韩国民法规定,公民个人的所有身份变动如出生、婚姻、死亡、收养等,都要记录下来作为公文,成为用来证明个人身份的一种制度。其编制方式是在户籍本上记载所有家族成员的身份变动情况,编制的基准是户主,即家族所有成员都以户主为中心来记载相互之间的关系。户主不仅具有抚养家庭成员的义务,也具有决定家庭成员命运(如财产继承等)的权利。
  
  这种户主制度贯彻了儒教男尊女卑的观念。比如,民法规定户主的继承顺序是儿子→女儿→妻子→母亲→儿媳,幼子会比母亲具有优先成为户主的权利;子女从出生起就要随父姓,只有少数例外才可以随母姓。同时,女性婚前从属于父亲户籍,婚后从属于夫籍,夫死后则或者从父亲户籍、或者从儿子户籍。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这种严格贯彻了儒教传统文化男尊女卑意识的户主制度,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当代韩国儒教社会形态中的家庭关系,妇女成为男性的从属,不仅不具有平等的权利,而且在婚姻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这与宪法所规定的男女平等的精神相违背。因此,自1950年代以来一直有人主张废除户主制,韩国国会和政府也一直为它的存废争论不已,但直到金大中政府也没有能将废除户主制付诸实施。因为这项制度与韩国的儒教社会体制有着根本联系,而代表儒教社会的根本文化精神并在现实生活与法律意义上守护儒教社会秩序的,便是占总人口五分之一强的韩国儒林。他们一直维护着这项法律制度,坚决反对废除户主制。1997年的金融危机使得批判传统儒教伦理及其价值观成为经济改革的先决条件,要求废除户主制的呼声愈演愈烈。
  
  在卢武铉政府的推动下,2005年2月,韩国宪法法院终于判定户主制违反宪法。韩国儒林面临的,将不仅是在法律制度上的废除户主制,而且包括随之而来的与家庭、婚姻、财产等相关的整体的社会制度的法律改变(注:据韩国媒体报道,宪法法院宣布户主制违反宪法后,与户主制相关的261条民法也将随之改变。)。自朝鲜时代以来就一直居于正统地位的儒教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最终面临了衰落的命运。
  
  二 韩国儒林:儒教衰落命运的最后抗争与思想维护
  
  1. 儒教对当代韩国的意义
  
  从历史上看,朝鲜半岛早在汉代以前就受到了中国文明的直接影响,铁制农具和婚丧嫁娶等社会风俗通过大陆居民的迁移进入朝鲜半岛;汉王朝在朝鲜半岛北部建立“汉四郡”以后,中国大陆文明对半岛的影响,已经不限于农业生产与社会风俗,而达致文化的范围:汉字传入朝鲜半岛,从而直到公元15世纪一直是作为朝鲜半岛的惟一文字而存在的;汉武帝在朝鲜半岛设立太学等文化教育,从而使得半岛在文化精神上直接传承了儒教文明。此后来自中国大陆的儒教始终影响着朝鲜半岛。朱子学传入朝鲜后,逐渐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在整个朝鲜时代(1392~1910年)约500年的时间里,朱子学始终在国家体制、社会结构、思想文化、祖先崇拜、教育体制、生活方式、价值观等全方位的意义上,全面、持久地影响着朝鲜的历史。
  
  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半岛后,在思想文化上采取了断绝儒教文化传统的政策。1945年日本投降后,韩国知识分子很快就在恢复民族文化传统的意义上,开始复兴儒教传统文化,强化儒教作为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现实意义。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韩国知识界很快恢复了历史上长期存在过的儒林,并于1945年10月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儒道会”。
  
  “儒道会”在成均馆内设立全国总本部,又在道和市郡,以乡校为中心组织地方支部。它宣称以仁义礼智信为根基,设立目标是“涵养国民的伦理道义精神,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根本目的并进行实践”(注:韩国儒道会总本部:《儒林手帖》(韩文),由本文作者翻译。)。儒道会的活动没有停留在理论宣传上,而是通过成均馆总本部和在全国的各个支部、乡校,以及女性儒道会、青年儒道会等组织,实施了全方位的儒教教育与实践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通过成均馆大学的儒学本科教育培养儒教文化的继承者;(2)通过儒道会总本部的儒教文化讲座以及对全国儒林的文化教育与实践礼节教育,使得全国广大的儒林能够传承传统儒教的生活方式与儒教价值观念;(3)通过女性儒道会、青年儒道会等组织的活动,在广大民众中推行儒教实践礼节,如女性儒道会所开办的明德学校就进行传统礼节和茶道等生活礼节的教育实践活动,而新妇学校则是使女性能够具有正确的价值观和自信心并能够接续我们的传统;(4)通过儒道会总本部对《朱子家礼》的研究、确认与推广,为广大民众提供实践传统儒教礼节的标准,并通过普通民众的婚、丧、祭祀以及老幼尊卑秩序之礼的实践,使儒教精神与儒教生活方式能够影响到所有韩国人,确保韩国儒教社会的传统文化精神。
  
  由此可以看出,儒教在当代韩国,不仅代表着自朝鲜时代以来始终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而且也在全社会对儒教传统礼仪制度的实践意义上,作为一种现实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而发挥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因此,当儒教传统在金融危机后受到从经济到现实、从哲学意识形态到法律制度的全面批判与抛弃以后,代表韩国传统文化精神并维护着儒教传统生活方式传承使命的1000万儒林及其儒道会组织,也同时开始了全面抗争。这种抗争,也相应地表现在经济、文化、现实以及法律层面等各个方面。
  
  2. 儒林的抗争与思想文化维护
  
  (1)经济学意义上的维护与抗争:对“裙带资本主义”论的反驳
  
  当韩国政府从经济学意义上深入批判所谓“裙带资本主义”时,韩国儒林及其知识分子代表也开始在经济学意义上反驳这种批判,他们不仅指责韩国政府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压力下所进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是以出卖国家权力为代价、从而有导致“国家危机”的危险,而且否认导致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是儒教传统的价值观。他们认为,韩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确有问题,但不是因为儒教,而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方式本身带来的。在“儒教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中,被看成是儒教特征的权威政府、追求金钱和权力、裙带主义等根本不是儒教文化的价值,真正的儒教价值是为民、利用、厚生、大同、均等和群体等实质性的民主主义。这才是拯救韩国经济危机的儒教价值的良药。
  
  儒教维护者对经济改革的批判,不仅贯穿在金大中政府的改革过程之中,甚至在韩国政府宣称已经渡过了经济危机之后,也仍在进行。在一篇题为《韩国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奇迹还是灾难》的文章中,作者认为,韩国经济之所以能在1961年到1996年间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功,是因为韩国采取了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模式,而西方的经济压力却使得韩国政府无法再起到过去35年来的经济发展作用,由此导致了韩国的经济危机。进而,作者对韩国的经济改革前景也持悲观态度,认为“韩国正在失去对其经济命运的控制”(注:转引自《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第331、332页。)。
  
  (2)哲学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抗争:《孔子应该活着,国家才能生存》
  
  在经济学意义上进行抗争的同时,维护儒教传统的韩国学者也开始在哲学意识形态意义上对批判儒教的思潮进行反驳,最典型的就是青州大学教授崔炳哲(音译)针对《孔子应该死去,国家才能生存》而出版的另一本哲学著作:《孔子应该活着,国家才能生存》。他在该书的序文中,严厉批评《孔子应该死去,国家才能生存》的作者,认为韩国国内对儒教的批判是“只不过是为了宣扬以美国价值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是“新事大主义”(注:崔炳哲(音译):《孔子应该活着,国家才能生存》(韩文),启亚出版社,1999。),是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崇洋媚外。崔教授认为,西方的科学主义会导致对人类的生命的毁灭,而儒教则将人类的生命价值放在首位,因此,二者的调和才是未来新千年的世界之路。
  
  与此同时,曾任韩国财经学会会长的李弼佑教授,也出版了《儒教的政治经济学——积德富国论》一书。在该书的序言中,首先批判了金融危机后韩国社会中一部分人对儒教的批判,明确表明了拥护儒教、相信儒教文化是21世纪所有韩国人应该追求的价值的观点。这代表了大部分接受儒教价值观念的知识分子与普通老百姓的想法。因此,当代韩国批判与维护儒教价值的两种理论的交锋在经济改革的现实背景下,愈形激烈。
  
  (3)法律层面上的抗争:对废除户主制的坚决反对与持续抗争
  
  在卢武铉政府积极推动并最终废除户主制的过程中,韩国儒林及其儒道会组织也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抗争。在与主张废除户主制论者的辩论中,针对所谓的两性不平等论指出,在家庭内男女的作用不同,因而男女不可能平等。真正的平等是承认两性差别的调和意义上的平等,是对女性的人格尊重,而户主制正是体现了这一基本精神,因而户主制是应该保存的传统文化。儒林还指出,如果废除户主制,将会因为尊敬长辈思想的消失而导致家庭的解体。
  
  论辩之外,韩国儒林也展开积极的抗议活动。据韩国媒体报道,成均馆儒道会2004年9月15日在庆州乡校举行了抗议废除户主制的声讨大会。(注:《联合新闻》(韩文),2004年9月15日电子版。) 次日,成均馆馆长崔根德发表强硬主张,提出如果国会通过户主制废除法案的话,韩国1000万儒林将展开大规模的罢免总统及国会议员的运动,并且提出“我们不要一个让家庭解体的总统”(注:《联合新闻》(韩文),2004年9月16日电子版。) 的口号。在韩国宪法法院宣布户主制违反宪法之后,成均馆立即发表声明,指出宪法法院的判定,乃是最坏的误判”(注:韩国《中央日报》(韩文),2005年2月3日。);韩国儒林甚至认为废除户主制是“反历史的,反民族的”(注:韩国《中央日报》(韩文),2005年2月3日。)。看来,为了维护户主制及其背后的儒教传统文化,韩国儒林将会展开激烈的反抗斗争。对此,韩国学者评论说:“目前正在大韩民国国会争论中的民法改正案‘废除户主制’,正在引起当代韩国社会的进步的和保守的思想之间的激烈冲突,即当代韩国社会正处在是继承和发展传统呢、还是中断传统走向个人主义社会的新的潮流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换期。”(注:韩国《中央日报》(韩文),2005年2月3日。)
  
  总之,儒教的命运问题已经成为当代韩国社会的一个根本文化问题与现实问题,对儒教命运的关注已经到了任何一个小的问题都可以引起广泛争论与激烈对抗的地步。
  
  三 当代韩国社会在儒教传统文化意义上的精神困惑
  
  尽管韩国的1000万儒林及其儒道会组织全力维护儒教传统及其文化价值观,但是,现实经济改革及其对于儒教价值的批判最终还是占据了上风:户主制的废除,以及随之而来的近200项法律制度的修改,最终预示了儒教传统在当代韩国所面临的衰落的命运。
  
  问题在于,儒教传统在现实中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当代韩国社会已经接受了抛弃传统儒教价值的文化命运,相反,这种现实的批判与法律层面上的废止,更加深了当代韩国多数知识分子的担心与深刻的文化忧虑。最为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始终认为儒教不仅是几百年来韩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而且也是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因此,抛弃儒教传统就等于割断了本民族精神的命脉,“儒教乃传统文化及民族精神”的观念,成为当代韩国批判与抛弃儒教传统思潮下的一种深刻的文化忧虑。
  
  当代韩国著名历史学家郑玉子(音译)在一篇文章中,就通过对“东道西器”问题的阐述,表达了自己对传统儒教文化的忧虑心情。他认为,无论是近代中国的“中体西用”论,还是近代韩国的“东道西器”论,提出的都是“关于开放·自我保存的均衡感和应该反省世界化的本质”问题,的确是看到了包括中韩等国在内的儒教国家近代以来一直未能完成的文化课题。这一课题的核心问题,在于在近代以来能够代表世界文明进步的西方工业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现代化的持续发展中,因为种种原因而始终处于劣势的东亚儒教国家所处的文化困境:即在强大的西方文化语境中,试图寻找自我的文化生存空间的东亚儒教国家(日本除外),在文化与现实的对立中所处的痛苦境地。
  
  郑玉子还指出,中韩两国在近代以来始终未能完成上述东西方文化对比中的文化与现实对立的时代课题,因而才会造成当代中韩两国在不同的社会与时代背景下,产生出相同的文化心理课题,就像她所说的:“今天的问题仍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国家每当面临传统的转换期时,就一直在克服由自我保存伦理和开放伦理共存而需要对两者的智慧的调和所带来的危机。”站在这个角度,我们就能够解释当代中国学人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条件下,首先想到的就是传统文化的复兴这一文化现象的历史与现实原因,也能够解释何以当代中国学人在讨论传统文化的复兴时,同当代韩国一样,首先从“中体西用”的论争开始的根本原因。
  
  问题不在于研究者的观点是对还是错,而在于这种深陷于争论和反对中的儒教文化观念不仅带来了民众对危机后复苏的经济发展前景的悲观情绪,而且使得韩国民众陷入了精神上坚守儒教传统文化价值和现实中不得不接受西方经济发展模式之间的对立所带来的后危机时代的精神分裂痛苦之中。韩国学者赵慧净在《“你陷入了想象之井”:压缩型发展中主体性的形成——对现代性与韩国文化的女性主义批判》一文中认为,韩国经济危机的实质是“殖民地现代化”的危机,“自从韩国被并入由跨国资本主宰的世界秩序的那一刻起,危机即已潜伏”(注:转引自贺照田主编:《后发展国家的现代性问题——学术思想评论第八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对当代韩国的现代化问题显示出一种悲观的宿命论思想。引人注目的是,在这篇文章中赵慧净所说的这样一句话:“韩国人一直找不到一条超越于激情四溢的防御性民族主义和冷酷无情的市场原则这种两分法之上的道路,这让我颇感绝望。”(注:转引自贺照田主编:《后发展国家的现代性问题——学术思想评论第八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这里提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坚守儒教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对新自由主义思想主导下的韩国经济改革所做的理论争论,引起了更大的危机感,尤其是对自己的经济主权与传统文化所受到的威胁感到深刻的忧虑,进而对自己民族的未来感到绝望,就像赵慧净在文章中所说的“令人担忧的是数量不断增长的年轻一代如今觉得‘与其陷在矛盾中不能自拔,倒不如死了好’”。
  
  这表明,对于当代韩国而言,面临着一种微妙的难题,即现实与精神的对立问题。从现实的意义上看,政府的经济改革是合理的。不改革韩国就没有办法度过这一场经济危机,韩国的经济就会在这场金融危机中遭到灭顶之灾,而改革所触及的种种弊端,诸如政经勾结、裙带资本主义、财阀经济、金融腐败等等问题,无一不与儒教社会的宗法等级文化背景相联系,因而才引起韩国经济界和学术界对传统儒教价值观的批判,并最终导致了儒教衰落的命运。但问题在于,儒教在历史上一直是韩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与民族精神的象征,儒教的衰落命运所引起的精神文化危机问题,也成为韩国政府必须认真对待的社会文化问题。如果继任的卢武铉政府不能解决经济改革背后文化价值观的冲突问题,就不仅会影响改革的进度,而且也无法确立新的价值观,终究会对改革的最终成功带来疑问。
  
  但是,恰恰是在这个最为关键的问题上,卢武铉政府试图用强硬的经济与政治手段来彻底废除儒教传统的做法,一方面引起了国内儒教势力的激烈抗争,导致了引发社会激烈争论与分裂的总统弹劾案、废除户主制法案、查明亲日历史法案、废除国家安全法案、迁都计划法案等一系列重大的政治事件。政治上的动荡、儒教势力的现实抗争、国民对即将发生国家危机的担忧,都使得当代韩国的经济发展前景堪忧;另一方面,由于无法解释儒教在韩国自朝鲜时代(1392~1910)至今的几百年历史中始终作为传统文化代表而具有的民族精神意义的丧失问题,当代韩国儒教社会的文化困惑与精神痛苦更形尖锐。
  
  总之,渊源于儒教传统文化价值观与金融危机后韩国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的经济改革背后所隐含的西方文化价值观之间的对抗与冲突,已经引发了当代韩国政坛的激烈动荡与经济前景的担忧,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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